红色资本家，不知是谁首先这样称呼他。从此以后，这个称谓就专属了荣毅仁。解放初期，人们这样亲切地称他；“文革”期间，人们这样神秘地称他；90年代，人们这样骄傲地称他！
中国人赋予了“红色”许多美好的含义。她象征着忠诚、进步、爱国……从这个角度上说，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荣毅仁曲折的、但又不断追求的人生经历。
1916年5月1日，荣毅仁出生于江苏无锡。他的父亲是曾被誉为中国“面粉大王”和“实业巨子”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先生。青年时代的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出任了茂新面粉厂、上海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印染厂等企业的经理。其间他目睹了反动政权的腐败、民族工业的艰辛，渐渐地心灰意冷。上海临近解放，许多工商界人士拉家带口，纷纷出走国外。而荣毅仁却做出了惊人的抉择：留在国内，接回香港的家眷，迎接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这位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少壮派”的民族资本家开始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中，一心要把祖国推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然而近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由于闭关锁国而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末，整整“靠边站”10年的荣毅仁，终于又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邓小平的邀请下，他再次出山，组建了以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为宗旨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中信作为国有企业，其基本做法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信的这一经营方式被有些人称为资本主义模式，而公司的大老板荣毅仁也自然而然地被蒙上一层资本家的色彩。对此，荣毅仁心怀坦荡，自有定论。他说：就以我家族来讲，在解放前也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1900年开始，艰苦创业50年，才搞了20多个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可是，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以来，9年间，共投资、合资搞了209个企业。为什么过去50年艰苦奋斗只搞了20多个企业，而现在9年不到，却发展了200多个企业？当然这其中有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但最基本的，是因为党的领导、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对荣毅仁这种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管理经验，开办社会主义企业的做法大加赞扬。他在许多场合这样评价道：“荣董事长是一位既了解东方（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指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苏联人改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象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1986年荣毅仁被国际权威性经济刊物《幸福》杂志评为世界50位最有魅力的企业家之一，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勤俭持家 艰苦创业
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所拥有的，却常奢望那些我们本不需要的。
——叔本华（德国）
北京建国门外，有一座20多层高的咖啡色现代化建筑——国际大厦，它就是拥有总资本510亿元的中信大本营。谁能想到，公司创建初期竟是房无一间。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首的16人组成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宣告诞生。该公司虽直属国务院，但它悄无声息的成立却没有个体商店开张时那样气派。本来国家要给公司拨款的，但是荣老板偏偏要自筹资金。
那是中信成立前，已过花甲之年的荣老板带着几个人到处找房子，最后在和平宾馆租了几间房作为办公室和家在外地人员的宿舍。公司名称既定，对外打交道总得需要印些信封信笺，买点笔墨纸砚，可是，当初就连这些小支出的经费也没有，是荣董事长的夫人杨鉴清女士取出个人存款1000元借给了公司，才救了急。这1000元，可称得上是中信的第一笔资金了。
那时，中信公司虽然资金少，人手缺，办公用房紧，但是工作气氛十分严谨、和谐。在荣毅仁董事长带领下，大家团结合作，有事抢着做。每天早8点上班，7点30分人就到齐了。晚6点下班，可一点没有下班的意思。荣毅仁董事长和其他几位主管领导，从来没有正点下过班。尽管没有奖金，上下班没有班车，中午没有食堂，可公司职工就是凭着对祖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热情和引进外资搞建设的勇气，自觉地工作着。
荣毅仁在家里和公司的办公桌上，都装有路透社信息监控机。早晚他坐桌边前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监控机，了解国内外最新经济动态，即使出国访问，也是高效率、快节奏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跟我出国从来不是一种待遇。”一天安排七八场活动，整天在一个个会谈室里度过则是常事。有时会谈间他的哮喘病犯了，就到漱洗室喷点药，又立即回到会谈桌旁。有一次，在美国费城的一个研讨会上演讲，当时恰遇他身体欠佳，两脚发软，头晕眼花，但他硬是坚持着发言。随后在听众提问时，他在讲坛上实在站不住了，只好坐在椅子上边听边答。他那坚毅的神情和谦虚认真的态度，使到场的人非常感动。事后许多记者采访时，他动情地说：“要利用外国朋友提供的讲坛，尽可能地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在中信艰难的创业中，荣毅仁倡议：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勤勉奋发、雷厉风行。这32字工作准则被大家称为“中信风格”。
国格人格 信誉为本
一个企业最满意的就是赢得良好的信誉。 ——荣毅仁
荣董事长认为：讲信誉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为了树立中信公司的信誉，他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有信必复、有客必见、有问必答”和“重信誉、讲效率”的原则。在中信，凡事不允许不理睬、不允许拖延不决、不允许迟迟没有回音。他还常常告诫公司外事人员，中信的信誉是和国家的信誉分不开的。他要求工作人员尊重国格、人格。多年来荣董事长以人格上的魅力，实业家的风度，高度的爱国心和热情坦诚的优良品德，在许多外国企业家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
由于该公司信守合同，许多外国大公司都希望与其合作，有的甚至把中信是否参与投资视为他们是否投资的前提。他们表示：“在中国最可信赖的伙伴是中信。”
对待外商是这样，对待国内企业也是这样。荣董事长指示说，凡是公司对外承诺的事，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保证兑现。中信公司曾允诺给齐鲁石化公司投资4000万元，贷款3.2亿元，后来由于情况变化，银行原来计划给中信的贷款大大减少，而公司一时又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在这种情况下，中信千方百计想办法，采取用美元抵押贷款的办法向齐鲁石化公司提供了所需的资金，使项目及时建成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敢为人先 开拓新业
未来难以预测的各种可能性，为他们自发的即兴创作和想人所不敢想的宏伟蓝图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A·D西尔费（美国）
1980年春的一天，荣董事长拿出了自己构想的中信标志：金底红字，两扇对称的大门，左右敞开。一方面表示中信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也表达了构思者的美好心愿：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而这后一层意思在中信发展的10余年中，比前者表现得还要突出。
先说说东京举债。中信刚刚成立不久时，正赶上当时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可下马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更大，而且这个项目生产的涤纶短纤维、聚酯切片又是国内所需要的。怎么办？纺织部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找到了中信的荣老板。
荣毅仁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大胆地提出了到外国发行债券的主张。“这不是借外债吗？”“中国人可是一直以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而自豪的！”“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
这一主张很快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面对指责，荣毅仁表现得象平时一样从容：“既然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国内资金短缺，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借？外国的资本家哪个也不是等钱凑足了才办事的，他们有胆量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资，我们就没有这个胆量吗？”
荣毅仁力排众议，陈述利弊，发行债券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1月，首次在东京发行债券100亿日元，债券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中信利用发券所得的80%，加上从其他渠道筹措的款项，与纺织部合资建设这个国内最大的化纤工业联合企业。仪征工程就这样被中信救活了。一期工程投产后，短短几年，就赚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
在中信的大本营国际大厦建造前，北京新建的大厦几乎都由外商筹资兴建、主持经营。而荣毅仁却提出“以我为主”的方针，自己筹资，自己建造，自己经营，而且决定建办公、公寓型大楼。这样既可解决办公条件，又能出租公寓赢利，可谓一举两得。
1987年7月，这幢被北京人称为“巧克力大厦”（外涂咖啡色）的现代化建筑落成。由于大厦营建成本较低，随着公寓房间100多家预租户的迁入，仅3年时间，便全部收回了约3000万美元的投资。
国际大厦刚刚竣工，高效率的中信又开始筹建56层的京城大厦。这座大厦是北京最高的大厦之一。在其建造期间，精明的中信人把设计费压到了最低限度；同时中信人又打破了外国公司担任总承包的惯例，在荣毅仁董事长授意下，取消投标，自任总承包，仅土建工程就节省近3000万美元；大厦的超高层钢结构是国内从未加工过的，几家外国公司借机把加工费抬高到每吨800美元，中信不喜欢被人掐着脖子过活，便果断地把加工钢结构委托给沪东造船厂，仅加工费，就节省外汇900万美元。
从1979-1989年，这是中信艰苦创业的10年，也是荣毅仁董事长把晚年当青年来拼搏的10年。这10年，中信为中国经济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业！
首创在境外发行外币债券的先例；
第一个在国内开展国际租赁业务和国际咨询业务；
第一个实行房地产商品化；
第一次与境外公司合作发射了“亚洲一号”通讯卫星；
第一个在国外投资兴建企业；
第一个兼并外资银行，并于1987年建立中信实业银行；
……
太多的第一、首创，中信在这许多“第一”、“首创”中不断壮大：目前，中信已成为拥有总资产510亿元，融合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等行业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
10多年来，在荣毅仁董事长的领导下，中信通过自身发展，为国家创造了难以数计的经济效益。然而，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改革开放中、在民族经济振兴中，中信所起的“窗口”和“先锋”作用。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先生光荣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3月30日，他最后一次以中信董事长的身份主持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11届董事会，从此退出了工作14年的中信公司，开始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政治生涯。
